钱伟长与上海大学（十）

　　十、力主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一支队伍

　　钱伟长提出大学要拆除的第三堵墙，是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他一向强调，大学应该是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一支队伍。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是很独特的。历史上曾经有一种教学和学术机构———书院，是一种类似于学者社团或“学院”的机构，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与现代的高等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教育组织的主持人通常是“学术大师”，他主要是依靠自身高深的学术造诣，开馆授徒和聚众讲学。这样的办学模式直至19世纪末期至 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一批早期留学欧美及日本的知识分子的回归才有了根本变化。他们先是创办起一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导思想的新式学堂，随后建立起一批奉行“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院校，其系科设置与课程结构均已烙上欧美和日本大学制度的印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马相伯、蔡元培等人，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马相伯在担任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时，就曾经试图建立一所以法兰西学院（科学院）为榜样的国立学术委员会，旨在通过鼓励和组织的方式，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水平。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从德国考察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了促进教学和学术研究，在学校里设立了研究生院。与此同时，他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的办学思想，才是促进大学理论和知识发展的关键所在。1928 年以后，蔡元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在他的构想中，这个研究院将由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杰出的专家学者组成。当时，由于大批的留学人员从国外学成归来，使得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拥有了很多出色的学者。他的这种构想与此前十年马相伯曾努力建立但没有成功的那个学术组织非常相似。虽然有像马相伯、蔡元培这些先驱们的努力，但是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政治状况混乱，经济态势衰弱，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发展水平低下，中国大学的主要力量还是集中进行教学。

　　新中国建立初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家将大学系统与科学院系统分立设置，从而人为地将科研职能从高等学校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科研体制下，科学院系统承担了国家主要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支持，而大学却没有受到足够的 重视，科研经费严重匮乏，实验设备陈旧落后，科研工作举步维艰。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大学一度抱残守缺，仅仅以教授知识为己任，不但削弱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能力，而且导致大学通常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传授早已有定论的知识。这一状况既不利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所大学所拥有的多学科交叉优势不是一个中科院系统下一个研究所能具备的，因此，这种状况实际上也造成了我国并不富裕的人才资源、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这样的科研体制，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中，争论是早 就存在的。钱伟长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说：“在1955-1956 年制定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期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就是高等学校与科学院的关系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必须要搞科研，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与科学院要分工，高等学校是培养学生的，是教育工作，而科学院专管科学研究，意思是说高等学校用不着做很多科学研究，可以做一些教学研究。”当时，很多大学校长和教授对于把科学研究从高等学校分离出去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开展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人，我们的人在哪里呢？大部分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都集中在高等学校，而且高等学校是培养建设干部和科学后备队伍的地方，有着广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群众基础，所以应该特别重视和提高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地位和作用。高等学校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才，并且他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往前走，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他们还特别指出：“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的工作必须结合起来，决不能分割开来。这才是最好的、最经济的办法。”为什么说这是“最好的、最经济的”呢？列举的理由有四条：一是把科学家放在高等学 校，使他们既做科研又做教学，人力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二是高等学校人才辈出，老、中、青结合可以使科学事业长盛不衰；三是高等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四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如果高等学校不开展科研，教师的科学水平无法提高，他们势必成为教书匠，结果教学质量也无法提高。当时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中包括一些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总之，这些校长和教授们有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今后必须认识高等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且是发展科学、创造知识的场所，不仅是教学机构，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阵地”。1957年以后，这种争论骤然被拔高为两种社会制度之争，自然一种声音就起主导作用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要有计划地进行，要‘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科学研究要有统一的学术领导，要有带领整个科学工作前进的‘火车头’”。贯彻这样的方针，“能够把全国的科学力量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队伍，发挥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事业上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对于这样一个争论，一向以科学立命的钱伟长当然有其个人看法。他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6 年2 月（16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与培养师资问 题”的文章，直接表达了他对上述争论的基本态度。他说：“新中国的教师，不可能只满足于目前会教一门课那样的水平，我们都要求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要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创造者，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知识传播者。”他还说：“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和提高高等学校师资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是要求有独立的、创造的进行科学工作能力的干部，我们不可能设想，从一些不进行科学创造研究工作的教师手里，能培养出符合这样要求的干部的。”针对教师中存在的“过多强调 科学研究工作是否会影响教学工作”的疑惑，文章是这样说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人类集体的不断向自然界斗争，利用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过程。我们个别科学家只是长途接力赛跑中的接力者。我们继承着先人的遗产，在先人的基础上向前行进。我们自然很关心我们的继承者，我们在科学的集体主义精神下培养着后一代，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展这门科学。我们既然要后一代，我们就不可能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完全对立起来。绝没有人，自己就是空前绝后的科学家，而不需要继承的。高等学校的设置，目的就是要培养能推动科学技术向前进的后一代，因而教学工作和科学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精辟！这篇文章是钱伟长上世纪50年代留存不多的文字，不知何故没有收录在2004年版的《钱伟长文选》中。1984年，他在上海工业大学会见教育部干部司师资处的同志，在谈到教师培养问题时，似乎又想起了28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他说：“教师的培养决不是大学一毕业，学会教一门课的就是教师了。这种教师我 们30年来有，大多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教师讲课没有深度，只会照一本书来教，对学生不起作用。所以，单纯教书的教师要教好书是不可能的。教师必须上课这是基本要求，但作为惟一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还要搞科研，两个要求一定要结合。”他断言： “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钱伟长主张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促进学校 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而且不能搞成教学、科研两支队伍，应该是一 支队伍，简单地说就是“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他提出 这样的主张依然是秉持了他一贯的思想，即“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和提 高高等学校师资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他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最 根本的一条是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要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精良，学术造诣较高的师资队伍，各学科和专业要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而要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一支队伍和学术带头人，其关键是要加强两方面的建设，“一是教师应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二是教师应积极进行科研，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强调抓高新技术”。他强调：“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主要靠做研究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的方法。”他认为：“那些只进行教学工作而不进行科研学术工作的教师，往往把知识看成死的、没有发展的材料，在教学工作中只有‘教死书’的水平，缺乏发展观点，从而贻误青年。只有那些在科研和学术工作中奋勇前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教师，才能通过自己亲历其境的创造经验，把知识讲活，培养有创造力的和有发展观点的青年接班人。”